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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順3000年|從泰順大山走出的國際知名學者——翁同文
來源: 發布時間:2019-03-12 10:25:00 作者:翁曉互 字體:

  2月23日,由溫州廊橋文化協會等捐建的泰順廊橋在臺灣南投縣舉行廊橋圓橋儀式,泰順廊橋落戶臺灣,這對推進兩岸文化交流、增進兩岸同胞民族情感具有積極意義。這不禁讓人想起一水之隔的臺灣也有很多“泰順元素”,比如,臺灣不僅有泰順廊橋,還有“泰順街”以及諸多的臺灣泰順籍名人。今天,我們來了解一位居住在臺灣的泰順籍國際知名學者翁同文先生。翁同文先生,1914年生于泰順縣翁山外垟一書香門第,曾祖翁鶴鳴、祖父翁壽祺均是前清監生。先生出生時恰逢農歷五月初五端午節,與戰國孟嘗君田文生日相同,故其父為其取名為“同文”。他自幼好學,長期在國外留學、執教,學貫中西,是一位曾在我國和法國、德國、美國、新加坡的許多著名大學任職,在許多方面有杰出成就的著名史學家。泰順人才有限,歷史人才尤其如此,像翁同文先生這樣的國際型歷史人才,更是寥寥,值得泰順人驕傲和代代學習。

▲翁同文家鄉行

國內外大學執教生涯

▲翁同文先生

  先生少即聰敏好學,穎悟過人。先在泰順縣立小學讀完初小,后到溫州讀高小與初中,再到嘉興秀州中學讀高中,1935年考入清華大學歷史系。抗戰期間,轉學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1939年大學畢業,留西南聯大師范學院任助教。又曾在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云南大學、上海圣約翰大學執教。

  1948年,先生自費赴英國留學,開始了長達三十年的國外生活。先生最初在英國倫敦大學留學,后到法國巴黎游學。1955年被法國漢學界領袖、巴黎大學高級研究院的中國史學家白樂日聘請為助理,襄助“宋史研究計劃”,并受命編纂《宋代人物生卒及第年錄》。1965年,“宋史研究計劃”結束,先生應邀前往波恩市魯爾大學中文系任教授。1966年,前往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任東方語言系教授。1968年到新加坡任南洋大學教授。1977年,應臺灣東吳大學端木愷校長多次邀請,先生赴臺灣,任該校歷史系教授,主講唐宋史。1986年退休后,仍被東吳大學繼續聘用。先生雖年事已高,但研究工作不停輟,每年均有著作問世。由于先生長年伏案疾書,勞累過度,1999年3月5日病逝于臺灣。

▲臺灣東吳大學舊影

學貫中西,精研藝術史

  先生少承庭訓,熟讀經史。在清華和西南聯大,師從陳寅恪、吳宓、錢穆、金岳霖、俞平伯、雷海宗、馮友蘭、聞一多等學界大師,博覽群書,在中國歷史和文學諸多方面,打下了扎實的基礎。留學以后,又長期在國外一流的漢學家身邊工作和學習,精通英文和法文,熟悉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先生具有淵博的學識和開闊的眼界,在研究方法上能博取中外史學之所長,融會貫通,故其研究領域極為廣闊,且多有創見。

  在游學歐美期間,先生遍游各大博物館及畫廊,對中國藝術特別是繪畫史深有研究。自唐代以來很多畫家生卒不明,或事跡可疑。先生便對畫史考證產生興趣,先后撰成《畫人生卒年考》、《郭畀非郭祐之考》、《所謂唐張萱明皇合樂圖當是宋畫》等論文多篇。例如,自明代以來一直認為元代著名畫家郭畀,字天錫,號思退,又字祐之,號北山。先生憑著種種原始材料,證明郭畀與郭祐之是兩個人,前者是畫家,后者是收藏家,從而恢復了歷史的真面貌。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明皇合樂圖》,向來作為張萱所畫的唐代名畫展出。先生從畫風的區別、畫中景物之一即作為坐具的瓷墩,以及收藏印記等方面,論證可能是北宋人仿繪的圖畫,與張萱無關。這些有關藝術史的部分論文,后收入先生的《藝林叢考》,1977年由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1980年該書獲得臺灣國畫學會最優理論“金爵獎”。

▲翁同文在巴黎先賢祠前與丁則良合影

印刷術起源研究深受贊賞

  在南洋大學與東吳大學期間,先生主要講授唐宋史,課余深入社會文化史領域的探研,對印刷術起源和椅子起源的研究尤為精到。在其著作《中國坐椅習俗》序言中,先生指出:“政治是社會文化結構的中心,相關史料豐富,所以趨之者眾;社會文化史,由于史料稀疏晦澀,荊棘滿途,難以入門,以致于若干領域無人問津,如同荒原。”

  印刷術、造紙、火藥和指南針合稱為我國四大發明,具有世界意義,但很少有人指出造紙和印刷術存有因果關系。先生自1986年起發表《溯源于殖蠶產絲術的三種連鎖性發明》等四篇論文,對印刷術起源進行了精細的考證,并分析了養蠶、造紙、雕刻印刷術和活字印刷等四項重大發明的因果關系。此前,由于韓國發現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唐開元時期),一度有韓國專家認為印刷術是他們發明的。先生的這項研究,有力地駁正這種誤說。受到臺灣、韓國學者的贊賞,臺灣學者孫方鐸稱先生:“能將人所共知中國四大發明予以聯貫而闡述之,誠屬論前人所未論,發前人所未發。”

▲翁同文(左二)參加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左一為泰順籍學者吳松弟

《紅樓夢》研究之樞紐

  在《紅樓夢》與“天地會”起源等研究上,先生獨辟蹊徑,研究甚為深入與精到。在德國魯爾大學任教時,先生開設《紅學導論》課,開始研究《紅樓夢》,發表《補論脂硯齋為曹颙遺腹子說》一文。到新加坡后,先生發現胡適先生《紅樓夢考證》一文雖然主張該書為曹雪芹隱去真事的自敘,但胡適沒有發現書中有利于“自傳說”的一對隱語。先生于是撰寫《紅樓夢研究與文物鑒別》等系列文章,認為“怡紅院”之“怡紅”二字,點出曹雪芹年輕時其家族之富貴得意;“悼紅軒”之“悼紅”二字,則暗示曹雪芹晚年潦倒時對往日榮華之悼惜,此實為《紅樓夢》研究之樞紐。

  此外《紅樓夢》第一回出現的甄士隱與賈雨村兩位角色,乃“真事隱”和“假語存”的諧音。先生稱其為“甄賈藏西復語”,與“怡悼綴紅雙詞”,合稱為《紅樓夢》中的“兩對超級隱語”,認為全面深入破解此兩對隱語乃是紅學的基本工程。研究《紅樓夢》岑佳卓教授認為:“先生從曹雪芹本身的史料及《紅樓夢》的作法,證實《紅樓夢》為曹雪芹的生命史,比較周汝昌等以人物瑣事一一比對之寫法,更為入情入理,更具說服力。”

▲翁同文紅學研究手稿

破解“天地會”起源研究難題

  天地會是清初反清復明的秘密社會組織,有關研究論著頗多,不過天地會究竟起源于何時何地,由誰創立,因何創立,至今聚訟紛紛,并無信史。先生曾撰寫一系列探討天地會起源的文章,其中以1975年發表《康熙甲寅“以萬為姓”集團余黨建立天地會考》最著名。文章抽絲剝繭,破解了往日的誤說,考明了天地會起源的真相,肯定“天地會是康熙十三年,萬五達宗與萬姓集團及其它余黨在福建云霄建立的,他們“以‘萬’為姓,結‘萬’為記”。先生的研究為中日學界廣泛接受,認為破解了天地會研究最為困難的問題。研究天地會的溫州學者胡珠生說:“非功底如先生者,鮮克有成。”又說,“無論‘萬五達宗’創始之說,抑或‘木立斗世’等之確解,均石破天驚,震動海內外。”

▲翁同文手稿

在文化史、舊體詩方面頗多建樹

  除了上述方面,先生治學幾十年中,在宋史、魏晉南北朝文化史、四庫提要考訂、科學技術、古文獻考證等方面,均有不斐研究成果。目前已出版專著《中國科學技術史論叢》、《藝林叢考》、《四庫提要拾補》等6部,論文200篇,待出版遺著6部。先生晚年對中西文明的異同頗有思考與研究。他說自己往年不同題材的專題論文都屬微觀史學,而中西文明屬宏觀史學,1995年,他曾對泰順籍復旦大學教授吳松弟先生說:“我若能再活數年,自信必能將已經醞釀成熟之宏觀史學寫出。”先生在論學為文之余,亦擅長舊體詩與楹聯的創作,先生雖流轉中外,但治學授業之余,不廢吟詠。所作如《乙亥八十自述》“星馬交游多逸興,臺員治學墾新田”、《吊茶花女墓》“仲馬遺文譯萬邦,茶娘姓氏播殊方”,又如《有感中印兩大文明無獨有偶類似神話》而作楹聯:“精衛為東土溺海冤禽,恨海洶禍水,銜石填海(出自《山海經?北山經》);鸚鵡乃西域住山靈鳥,悲山燎劫火,濡水燒山(見于多種佛經)”等,均可見先生詩學造詣之精。

▲翁同文部分學術論著書影

心系家鄉教育

  除豐碩的治學成果外,教書育人是先生對社會的另一重大貢獻。先生平日,教學相長,誨人不倦,講解精辟。從國內到國外,受先生教育影響而在各學科卓有建樹的學生很多。在東吳大學任教的學生黃兆強稱贊先生:“老師總是知無不盡、知無不言地以其宏亮而清晰的聲調來講課”,“老師把著作擺放在辦公室,藉以相互交流。”先生未育有哲嗣,視學生如同孩子,常以錢財周濟學生。卒前兩日,且以電話囑咐學生,以藏書捐獻東吳大學圖書館。

  先生熱愛家鄉,情系桑梓。1991年清明節前,先生返鄉探親祭祖時,雖年近八旬,銀發蒼蒼,但鄉音未改,步履穩健。當他回到闊別六十多年的故鄉時,看到家鄉的經濟社會比較落后,深有感觸地說:“家鄉還比較貧窮,而首先窮在教育上。”1989年,他和胞弟翁同倫先生(1917年生于翁山,后住在臺灣,2011年病逝)等出資創辦“翁氏昆仲愛家鄉育才基金”,獎勵翁山優秀學子、教師,至2018年共有1300多人(次)獲獎,獎勵金額達45多萬元。

  在翁山翁氏宗祠有一幅楹聯高度概括了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愛鄉情誼,謹錄于下,以為本文的結語:“翁公史學成家,才名揚四海;昆仲基金助教,功德澤千秋。”

▲1991年秋翁同文在翁氏祠堂前與坑底小學師生合影

▲翁同文給翁山老人發敬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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